在“两会”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分组讨论中，由吴英案、苏叶女案等引起的民间金融话题逐渐升温。同时随着公众对房地产市场、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关注度越来越高，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成为金融界代表委员热议的焦点。
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，建立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监管协调机制，增强抵御风险能力。一些代表委员提出，尽管目前金融业发展势头良好，但是某些领域比如说银行积聚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少，房地产市场调整和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始终是不可忽视的“地雷”，建立监管协调机制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必然选择。
根据此前审计署公布的数据，我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总计10.7万亿元，从今年开始逐渐进入一个集中还款的高峰期。尽管总体安全、可控，但是由于部分融资平台运作不规范，比如只负责融资，并不负责投资和回收资金，造成风险控制较差。大量资金进入的多是基础设施建设等公益项目，比如一些财政并不发达的西部地区，在2009年经济刺激计划中，上马了大量“铁公基”项目，效益回收期长、利润率低，缺乏足够的还款来源。而且，大部分地方政府性债务多为中长期贷款，如果放松了风险防范，容易对银行贷款造成较大冲击。
针对日益凸显的风险隐患，政府工作报告部署，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，按照分类管理、区别对待、逐步化解的原则，继续妥善处理存量债务。显然，如果总额庞大、地域广泛的地方性债务出现风险，必然会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影响，因此需要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形成合力，及时发现和防范风险点。同时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下行周期，调整风险“山雨欲来”，不仅对银行信贷也会对上市房企的业绩产生冲击。而且，温州、鄂尔多斯(600295,股吧)等地的大量民间资金依然囿积在楼市里无法套现，房地产市场调整会否触发这些地区的民间借贷风险还不得而知。
去年，温州出现了小企业老板跑路潮，河南郑州的担保公司也出现了信任危机，江苏泗洪县民间借贷崩盘。这些事件无一例外源于游离在灰色地带的民间借贷，由于缺乏监管，导致过度自我膨胀。因此，建立监管协调机制，也是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。
在“两会”上，一些代表委员也提到，民间借贷纯粹是一种自发的民间契约行为，由于规模庞大，涉及面广，就目前的监管力量来讲难以覆盖，而“地下钱庄”的汹涌暗流，很难辨清是正常的民间融资还是已经向非法集资、高利贷演变，只有被曝光后才能被公众所知晓。屡屡发生的案件则表明，这一领域隐藏着巨大的区域性金融风险，如果监管继续缺位，风险很可能会继续暴露。
从民间借贷资金的流动渠道看，寄售行、担保公司、投资公司都充当着“影子银行”的角色，都是民间借贷的二道贩子，甚至部分银行资金也进入了这一领域。但是，对这些机构的监管散落在基层人行、银监部门以及地方金融办，难以形成监管合力。各监管机构之间协调效率低下，存在空白领域的问题开始凸显。
在我国金融业发展变化过程中，金融监管实现了从弱到强，从混业监管到分业监管的转变，现阶段实行的是“一行三会”监管模式。随着金融机构业务逐渐多元化，各金融领域边界越来越模糊，创新、交叉产品增多，建立监管协调机制也有利于适应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需要。
近两年，金融企业之间的并购“联姻”屡见不鲜，形成了中信集团、平安等金融控股公司的雏形，一些产业集团和金融机构逐渐呈现出大型化、综合经营的特点，金融资源不断整合。在这种趋势下，金融产品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融合。比如说银保合作在经过保险产品进银行网点、保险人员进网点两个阶段后，开始向更深层次迈进。汇丰人寿推出了“一对一”的银保合作模式，平安等保险公司也专门开发了银保合作产品。随着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创新日趋活跃，协调配合的监管机制也亟待建立。
有来自金融界的人大代表建议，建立监管协调机制首先要实现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制度，然后需要建立联合检查制度，对金融机构之间的交叉和关联业务应采取联合行动，加强对跨行业、跨市场、跨境金融风险的监管协作，消除民间借贷等领域的监管空白。
来源：金融时报